我原本是村上的支书，90年代得益于安排的底层选拔，经过严厉的考试考核，居然从一个村干部成了镇上的“领导”——当然，许多年里，我虽然是乡亲们口里的领导，实践上的意思便是普通干部一个。

  所以，在日常作业里，我很有点如虎添翼的轻松。不但能又快又好地完结领导交给的使命，还能帮着领导处理一些暂时呈现的对立急事，也常常遭到领导的表彰。

  在乡村底层作业，主要是和老百姓打交道。这个作业做好了，根本就没有大问题。

  我的尽力和才能也得到了领导的必定，当普通干部的第五年，我就获准选拔成了副镇长，第二年又再进一步，成了党委委员兼纪委书记。

  咱们其时的城镇纪委书记其实还不叫纪委书记。所谓的班子成员里，除了书记副书记之外，正式的称号是安排委员、宣扬委员、纪委委员，只不过习气叫成纪委书记罢了。

  咱们都知道，搞纪律是个开罪人的事，想要搞好纪律按规章就事，就简单开罪他人。假如顾忌太多想要八面玲珑，那有简单“开罪”安排纪律。

  其时的我现已三十出面快四十了，虽然现已不是青头小年青，却也了解这一个纪委书记不好当，心里颇有点诚惶诚恐之感。

  由于我还有个副镇长的身份，所以镇长书记都算我的直接上司。想要做好纪委书记的作业，天然离不开他们的支撑。

  我遇到了两个很好的领导，书记和镇长不谋而合表态会全力支撑我，还让我放下包袱不要怕，他们一定做我的刚强后台，主张首要就从改变咱们镇府的作业习尚做起。

  所以，经过细心的衡量后，我拟定了一个自认为可行的方案，计划墨守成规地施行。而我就算走马上任了。

  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乡村人，我其实比他人更懂得人情世故，但正人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假如我什么都不作为当个好好先生，那不就有负安排的信赖、孤负了两位领导的支撑？

  那时分的城镇干部一般都没有太严厉的时刻观念，分明八点上班，常常由于这样那样鸡毛蒜皮的事拖到十点十一点才来。

  虽然有时分确实是实践在做的作业需要。比如家在乡村、住在村里的人，早上遇到村里有什么事要协助处理，莫非让人家先回政府办公室打卡再回去？

  其时咱们的镇府大楼在一个大宅院里，房子都是几十年的老房子，主修建也便是一栋三层的砖木结构。

  所以，我就在一楼楼梯口设置了一块看板，从书记开端到所有人，每个人挂一块牌子在上面。上班时就翻过来姓名向外，下班脱离时翻曩昔，这样一眼就能看到谁来谁没来。

  由于书记镇长的支撑，他们每天上下班都会自动去翻牌子，有事迟到也会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去帮他们翻一下，相当于直接向我请假一般。

  书记和镇长都是五十岁的“白叟”，也都知道没有再进一步的时机，一直以来共处得很调和。

  书记是外乡人，他的老家在五十公里外的其他城镇。一段时刻后，书记的老母亲逝世了，咱们都相约去吊孝。

  乡长是咱们本地人，咱们相同也要去吊孝。这样一来，去书记家和去乡长家的人数就不多了。

  书记的家在外地，有的人是不屑凑趣书记，有的人则真实走不开，就把礼金请搭档捎带曩昔，去的人就不是特别多。

  但乡长是本地人，乃至就在镇郊的村子，走路都用不了十分钟，你再忙也得亲身去一趟吧。

  好巧不巧，两人都回来上班后，有人在谈天的时分不小心提到这件事，说什么乡长家很热烈之类的话，还让书记给听到了。

  没几天，书记早上上班后翻了牌子，进了办公室才想起没吃早餐，掉头又去对面的早餐店买油条稀饭当早餐。

  好巧不巧看到乡长在店里吃，还热心地招待书记一同。书记没有说话，拎着袋子就回了。

  回到楼梯口，看着乡长的牌子还没翻，直接就到了我办公室门口，让我去大堂守着，看有谁迟到。所以，乡长迟到的事就跑不掉了。

  乡长实践上并不在乎扣那五块钱，但成了第一个被抓到的迟到者，体面上过意不去。所以就和书记说：我早就到了，便是吃个早餐没过来罢了，犯不着抓我当典型吧。

  书记却笑着说：已然咱们的纪委书记定了规则，咱们就得按纪委的规章来。咱们作为主要领导不恪守，这个事还能搞下去吗？

  导火线居然是我倡议的那个翻牌子，弄得我也是左右为难。只好别离找书记和乡长做作业，好说歹说表面上总算说通了，但他们心里真的能当成什么都没产生吗？明显不能。

  横竖从那以后，书记乡长根本就不去翻牌子了。一朝一夕上行下效，虽没人迟到了，却也没有人去翻牌子，他人问起来就说忘了，你要不信能够去看我进来的时刻。

  最终，我仍是不忍心就这么功败垂成。只好又请示两位领导，说我会专门清晰几个人轮番值勤，在时刻上也略微调整了点，根本上十分钟以内不算迟到。